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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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區/地方參與為導向的「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

列印

施聖文、陳東升

一、計畫目的與任務

近年來,由於鼓勵國內人社學術社群參與國際會議,鼓勵投稿國際學術期刊,雖然有著亮眼的表現,但另一方面,也發現學術的風氣多貼合英美的主要議題,逐漸遠離台灣社會的新情勢與新問題,相關研究也未獲得足夠關注,學術研究與社會需求之間落差越來越大[1]。因此本計畫的推動,一是為轉移國內學術的焦點,二是同時因應全球化競爭帶來的快速變遷,經濟發展思維似乎成為國家發展的「唯一」思路,如何創造更大的經濟規模,提升國民生產指數等。近年來,全球各地在人文學與社會科學跨領域的合作中,已逐漸從人文、歷史、文化、藝術等不同的角度,挑戰現代經濟發展思維,一些針對社會問題而設計的行動方案也不斷出現。這些案例從創新與實踐的角度,去面對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實際地去解決現實的社會問題。因此,在這樣的契機上推動本計畫,並在任務上希望達成:

  • 從研究創新與社會責任的角度,構築從在地參與到社會實踐的橋樑

從在地的角度實際所面臨的重要問題與困境,透過哲學基本原則的反思、有系統的歷史考察,並進行結構性研究,提出具體改善建議,以作為未來政策制定之參考。重點議題例如:區域發展的落差、社會不平等與貧窮、人口老化與少子化、教育改革、居住與世代正義、環境生態的永續發展、農村發展與糧食安全、犯罪與偏差行為、文化多樣性與認同、人文藝術的社會參與、婚姻與家庭制度的變遷、健康保險制度與專業發展、民主的鞏固與深化、經濟變遷的困境、地方公民社會形成與社會團結等。

  • 培養在地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團隊

由單一或多個議題組成全校型跨學科團隊,從社區到區域,從在地組織到公民團體等的結合進行實際操作,協助解決問題,建立「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的模式。並且在地區層次、區域層次、與國際層次上,將有效的問題解決方案推廣至其他地區,並參與國際學術交流對話。

在上述的任務中,無論在方法論的層次,或是在方法學上,透過團體研究能量的產能,都有一定的學術價值。此外更重要的一點是社會實踐的價值。透過研究能量的匯聚,以及突破既有研究的窠臼,對於解決台灣當前的社會問題,產生新的研究方法與思維。而此一研究計畫目的也于此。

二、計畫特色

此項計畫經由說明推廣,共計全台37所大學提案,最後僅有四所學校脫穎而出,分別是國立政治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成功大學,以及國立東華大學四校進行。而本計畫在推動上主要有四項特色:第一,在研究議題上,是以社區/地方為導向,貼近在地的社會需求,從最根本、實際的問題上出發,爾後在擬定研究議題。其次,本計畫是以全校型整合計畫,希望從學校的角度,整合與盤點校內資源,連結從事相關社會實踐研究,或以行動研究為方案的教師,建立跨領域的學術社群。第三,希望透過學校制度漸進性的改變,鼓勵學者投身社會實踐的相關研究。其制度性的改變包含校級研究中心的成立與資源投入,教師計點制度的改革,以及授課時數的減免等。其四,除四校之外,另外也成立三個子計畫,包含計畫的協調與推動、相關案例與文獻資料庫建置、以及國外相關社會實踐學術社群的聯結等共同推動。

換句話說,本計畫期待大學對於社會責任的承擔,在計畫的推動下逐步地與社區或地方社群建立互信關係。因此「整合」在計畫中,扮演著相當關鍵的意涵,它不僅是組織或制度的轉變,同時更具社會意義概念,尤其在台灣高等教育的結構下,它所蘊含的意義,絕不是單純技術性或制度性的問題。

因此,學術研究與在地實踐的關係,如何突破目前學術專業分科的壁壘,能夠以社區/地方所引發出的社會問題為主,以問題導向的研究取向,來整合不同專業間的能量,找尋更具創新的行動方案。在不同方法學上的操作下,地方團體、組織、地方民意代表、政治派系之間的連帶關係,是否能夠有一定的突破,尋求出討論公共事務的政治生活空間。

這個為期三年的全校型研究計畫,目前進入第一期階段,正經歷所謂的摸索、測試、建立各種合作關係。而在計畫中所設立的子計畫「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協調與推動計畫」,除了實際參與各校執行團隊例行會議外,也至各校實作的場域進行觀察。因此,已累積相當的觀察記錄,未來可逐步地與世界各國進行實踐型研究展開對話。這個研究契機與累積,已逐步的建置,若能持續投入,不僅是一個先驅型研究,同時將會是未來十年台灣學術典範轉移的契機。

三、全球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的經驗與模式

歐盟研究委員會所支持的Social Innovation in governance for local communities.(SINGOCOM)研究計畫,從四種社會創新的模式:管理、組織與經濟學,社會環境與商業發展結合,藝術與創意論、地域與區域發展論,發展出一個多向度的社會創新概念。強調為了達成社會包含(social inclusion)的目的,進行制度的改變,其制度包含法律、規範、治理模式、組織、正式與非正式的慣行等。而社會創新的目的在解決社會問題,提供邊緣地區及弱勢者服務。因為在資本市場的邏輯下,這些人正是無法消費得起的多數。因此它是有關社會正義的倫理選擇,不僅有規範性,同時更具有批判性。最重要的是它顧及特定歷史與社會脈絡下的地方社會,從實作中累積新的創新能量。尤其更重視社會關係、治理關係的改變過程,不斷累積與創造「另類」發生的可能。

Benneworth and Jongbloed(2013:244-245)曾分析政府規劃政策與大學進行社會參與的工作,並以四個案例為對象:一是加拿大社會科學與人文研究委員會所推動的「社區與大學研究聯盟」(The Community – University Research Alliance);第二是荷蘭頂尖社會科學研究機構所推動的協力合作計畫;三是英格蘭高等教育創新基金(Higher Education Innovation Funds, HEIFs),由政府補助大學推動社會公共利益研究。最後是英國的大學公共參與標竿計畫,選擇六所大學進行相關研究。而與科技部所推動的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最為接近的為加拿大的案例。以下針對此案例進行介紹。

此一聯盟發展的背景主要是加拿大高等教育及研究經費不足,亟欲規劃加倍提高。但同時也要求大學與研究社群說明對於社會的貢獻(Benneworth and Jongbloed, 2010:573-574)。加拿大「人文及社會科學聯合會」向政府提出研究社群、大學應與在地團體或社區結合,探討在地議題,共同提出解決方案。在彼此達成共識之下,開始廣徵方案(Benneworth and Jongbloed, 2013:247-248)。而社區與大學研究聯盟的設置,也是增加大學和社區組織在知識、資源和專業能力的交流。豐富大學研究、教學和課程,增強社區的決策和問題解決能力。

加拿大社區再發展中心(The Canadian Center for Community Renewal)結合一些大學共同提案,而獲得補助的英屬哥倫比亞及亞伯特省社會經濟研究聯盟(the Bc-Alberta Social Economy Research Alliance(BALTA),其研究議題集中在社會經濟,涉及社會實踐的議題包含綠能應用與發展、在地食物系統、合作經濟體、社會企業、可負擔住宅、土地租用與信託、鄉村及區域發展問題、社會經濟組織的財務規劃與市場、支撐社會經濟體的公部門政策等(http://communityrenewal.ca/BALTA)。

因此,社區參與與社會實踐之間的關係是密不可分。如何讓社區居民與大學的專業結合,從問題為導向,讓社區居民也能夠擺脫唯一經濟發展邏輯的結構性困境,也正是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首重的要素。

(一)強調社區參與的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模式

Gibson-Graham(2006)的社區經濟是將社會行動者關聯在一起,建立經濟互存性(interdependence)的場域,也是理論與實踐結合的行動研究。從社區開始主要是建立社會連帶的場域,進而具體落實社區經濟體系,維持應有的尊嚴之倫理目標。她們採取一種being–in–common或是becoming的立場,探究社區的相互依存性與成員協商坐標。並且進一步指出社區應更寬容地允許社會成員不斷地協商、改變、調整規則的可能性。

他們的研究計畫是以社區營造和振興社區經濟為主,曾在澳洲、新幾內亞、菲律賓、美國麻州等不同國家的社區(Cameron and Gibson. 2005;Community Economies Collective and Gibson, 2009)邀請社區居民擔任共同研究人員,參與研究工作,讓社區民眾也扮演公民社會科學家的角色。因此,她們主要是以問題為導向,透過行動了解社區居民的集體心態、社區經濟的問題,以及社區居民生命史等。透過共同的行動,創造出居民了解社區的特色,擺脫經濟落後的思維,發動改變社區狀況的方案。

         Gibson-Graham所推動的社區經濟實踐與理論整合方案,透過實作累積豐富經驗,系統地記錄這些經驗,撰寫社區經濟的操作手冊(Latrobe City and Monash University),提供各國經濟實作的參考。

(二)國外的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的分析與討論

不只強調社區參與的社會實踐模式,包含像麻省理工學院兩位經濟學家Banerjee與Duflo成立貧窮問題行動實驗室(The Abdul Latif Jameel Poverty Action Lab.),針對十八個貧窮國家進行長期的研究,建立調查資料庫,深入的研究貧窮民眾的分析,並提出可行的方案,或者從操作失敗的解決貧窮政策中,來分析貧窮民眾的行為模式與決策邏輯。其研究團隊進入社區或地方,以有系統的評估過去的執行方案,並提出實際的解決方案,因此可謂研究與社會實踐並重的模式。

另外像是Ostrom(1990)透過探討公共資產(Common-Pool Resources, CPR)治理的模式,對於公共資產的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囚犯困境、與集體行動邏輯等三種討論公共資產的主流理論模式提出深刻的批評,再透過經驗研究與替代理論的建構,發展出新的公共資產的理論框架:一種自我發動的社群治理的理論。

Ostrom的理論主要透過大量系統性的研究案例累積,進行比較研究。她發現透過參與使用公共資產的成員將自己所有的資訊提供出來,並經過協商、討論對於分配方式為公平之後,達成非正式的協議。而在成員彼此的信任基礎下,一起訂立使用公共資源的規則,並且由社區進行監督與處罰的方案。這種創新的公共資產社群治理的模式與理論建構,其原則多由下往上,並經歷多次錯誤所發展而來。這種透過長期的經驗研究,輔以大量研究案例的比較,並與既有理論對話,雖說是學術社群中最主要的模式,但是一種現實世界的關懷,以及面對實際問題,仍是值得參考的模式。

無論是強調社區參與的社會實踐模式,或是以學術社群的研究為發動者的模式,基本上可以發現政府決策與民間組織或社區團體之間,比較呈現是由上而下的模式,中間仍呈現某種落差,包含專業知識、規劃能力與資源補助等。然而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的意義,一方面強調大學社群的社會責任,另一方面希望縮小兩者的落差,共同的面對社區或地方的實際問題。從上面國外的案例中,可以發現學術研究者通常是研究與社會實踐的發動者,由學者自行組成團隊選擇合作的公民組織,規劃重要的研究問題。

然而,回到臺灣的大學社群的狀況,某種程度呈現一種孤立的整合型研究計畫執行模式,或是分包式的方式,透過設定研究議題再來整合其他的研究人員參與。因此,對於社區/地方的實際需求與社會問題,往往呈現某種落差。另外一方面,大學制度要如何與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所開創新的研究模式結合,計畫補助與大學制度變革,以及大學多元研究典範的形成往往是並重,這也是本計畫所具有的特色之一。

四、臺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的執行狀況

台灣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尚處於初始階段,雖然有一些零星的操作,但以學校為單位,從校級組織革新、校內研究團隊的整合,以及學校配合資源投入進行推動,仍然缺乏典範性的範例與操作經驗。2013年透過全國廣徵計畫,四校脫穎而出,以下針對四校目前執行的主題與狀況,進行簡介:

  • 國立政治大學:烏來樂酷發展計畫--大學夥伴關係與整合式社區治理的實踐

政大以「烏來樂酷的發展計畫--大學夥伴關係與整合式社區治理的實踐」為題,希望整合校內對於「社會實踐與創新」有經驗及興趣的老師,共同為「烏來」這個極具歷史、文化與社會豐富面向地區,進行在地實踐的工作。但首先所面臨的便是去脫專業,從整體的角度反省烏來的價值,重新凝聚「泰雅意識」。因此,學習與接觸泰雅族的知識與文化便是首要課題。透過每月一次的泰雅學講座,希望透過在地人士的分享,與熟稔原住民事務的專家學者的演講共同學習。另外也不斷地透過實際的走訪,焦點團體訪談,實際活動的參與等,建立當地與政大之間互信的基礎。當然這樣的學習並非單向政大團隊向地方學習,同時間也發現地方上需要重新鏈結過往的歷史記憶與文化脈絡。因此,政大的團隊各項專業的整合,也逐步地在內部中形成討論。而原本團隊組織的模式(教學、研究、服務),也因應向地方學習過程中,修訂為「原鄉治理、在地關懷、文化復振」三大主題,將各位老師的專業逐步地融入。

今年初,烏來正逢新北市水源特定區都市計劃第三次通盤檢討,此一議題開始充斥在烏來鄉民眾之間。而政大實踐團隊在過往的接觸中,也發現土地為原鄉的根本問題,無論在產業、觀光、農業、教育甚至社福等議題的接觸,都帶有土地使用的問題。而在民族系官大偉老師的訪談中,也梳理出目前原鄉在水源特定區的限制,以及在都市計劃的法規中的困境,透過與在地組織的聯繫與結合,逐漸凝聚研究團隊的共識,也正考驗政大實踐團隊要如何從此一困境中,追求另類的發展途徑,並結合地方居民共同來面對。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預約水沙連的春天--宜居城鎮的轉型與治理

1999年921大地震重創了埔里地區,許多團體陸陸續續進到埔里地區,地方活力逐步地增長與累積。這些活力的能量在 921 之後開始重新反省地方的意義。2000 年之後,暨南國際大學也開始與地方結合,尤其在社會關懷上,一直與埔里地區的地方社會聯繫在一起,十多年來,這些社會實踐的累積,奠定了社會實踐的基礎,透過與桃米社區的聯結,更加深了具備人文創新的基本要素。暨大從歷史與地理空間重新的檢視,提出「預約水沙連的春天--宜居城鎮的轉型與治理」為題,重新探索水沙連的社會意涵。

目前暨大在執行計畫的特色上,包含在埔里鎮上的阿朴咖啡成立「埔里研究會」,以每兩週一次的密度進行鎮上公共議題的討論。另外在學術社群的聯結與社區參與之間,不僅舉辦跨領域討論的會議,同時也將學術社群帶入到社區之中。今年度便在埔里鎮的南村社區,以及國姓鄉的南港社區分別舉辦。

強調社區/地方的參與,鼓勵老師與學生共同走入居民的生活中,一直是暨大研究團隊十分重視的特點。不僅在耕耘已久的桃米社區,同時也開拓新的社區的進入,包含藍城社區、杷城社區、枇杷社區等,並且結合埔里年輕的創業者一同構思未來的願景。可以看見走出校園,參與社區不僅是一種實踐,也是一種學習。兩者之間的相互辯證,反覆互動的情景下,未來將可重現水沙連的榮景與地方學知識體系。

  • 國立成功大學:健康平等與社區增能

成大對於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可說是不餘遺力的支持。無論是在經費、空間、人力以及參與面的廣度,都展現了對於台灣當前學術研究與社會實踐之間的關懷。除此之外在理論的層次上,以沈恩式的「人類發展」和「社會正義」理念為基礎,透過「健康平等」和「社區增能」的實踐,協助大台南地區處境較為艱難的在地社區,滿足其藉著內部民主參與式機制所界定的社區發展需求。

目前成大選擇臺南市四個不同類型社區:東山區的嶺南社區、左鎮區的公館社區、中西區銀同社區、以及西區的松安社區。前兩者是以農產為主的農業型社區,後兩者則是都市型的社區。而四個社區普遍面臨的問題是社區人口老化,高齡化的現象使得社區也逐漸地面臨長期照護的問題。這不僅是社會福利或社會工作的問題,同時也必須照看到台灣長期以來城鄉資源不均等的關係。也在這一個層次上,凸顯了發展與正義之間的扭曲現象。

面對這個問題,除了積極整合校內不同的資源外,包含學科間跨領域的結合,設置社區工作站,對於第一線工作者的再訓練等。尤其是前期進入社區建立互信的基礎,舉辦社區說明會。而至今年嶺南社區已開始進行龍眼窯的調查,並且搭配龍眼季的活動,開始切入社區相關問題,從活動中先找到社區增能的關鍵。

未來,成大團隊將會跨越專業,運用專業進入社區。學校與老師們的積極投入,以及博士後與助理群之間的相互支持,都可能成就著成大在行動研究上一種實踐的典範。或許所謂的「創新」就在向社區學習的剎那。

  • 國立東華大學:新世紀東台灣的脈動--秀姑巒溪流域安居於地的合作啟動

要如何思考下一個世代東台灣的發展?是以整體區域的視角,還是在地發展的特色為出發點?從以上的問題出發,東華大學人社實踐研究團隊,開始尋找下一個東台灣新世紀的脈動。因此,在研究設計上透過不同的層次,從台灣整體發展背景塑造出東部獨特的產業型態,迥異於西部的產銷型態,包含社會企業、合作社等模式,交織出不同於過去現代化發展下的模式。

在地域層次上,以秀姑巒溪流域為主。它橫跨花東七個鄉鎮,族群多元,在地產業型態逐步轉向第三部門。在這一個尺度上,東華研究團隊目前分為兩條軸線:一是縱谷團隊,以玉里鎮為基地,串聯玉里高中與在地公民團體(奇客邦),開始切入地方議題。另外一方面也與外圍的卓溪鄉太平部落(布農族),瑞穗的屋拉力部落(阿美族),以及瑞穗的早療室等相關團體組織聯繫,透過積極的聯繫與參與,希望找尋縱谷中不同的意涵。

而海岸團隊以港口部落為主(秀姑巒溪的出海口),如何促進港口部落的部落共管機制的出現,藉以進一步籌劃出具有港口部落意識的長期性、自主性的產業。而其研究團隊目前已串聯石梯坪33號民宿、升火工作室、項鍊工作室、花蓮部落大學、港口國小等在地組織,進行產業互動與合作機制的串連。

東華大學團隊的功能,正是與地方居民,在共同成長的關係中,促進區域內不同族群的合作啟動、媒合跨社區及地域的合作、牽引產業與技術的發展,以及實踐人文照顧的模式,試圖發展花蓮安居於地的新方向,相信是可以期待的事情,而過程中這些經驗,在法律與行政參與的層面反覆辯證,則足以形成新的治理思維。

五、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未來的新課題與挑戰

本計畫是以社區居民為主、研究為輔的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模式,也是理論與研究結合在一起的場域。從大學的學術能量,協同社區居民面臨不同議題與困境,共同創造新穎的與多元的解決模式。因此從創新到實踐,基本上是一組雙向的互動,從此基礎上開始思考各團隊在執行過程中,需要吸取什麼樣的資訊與經驗,能提供並協助第一線執行者進行更適宜的反思與操作,建立理論研究與社會實踐的結合,履行學術社群和大學的社會責任。但必須承認此為嶄新的研究計畫模式,在這樣研究模式下,未來可能碰觸到的新課題與挑戰有以下幾點:

  • 社區另類經濟的發展:行動研究與理論建構

Gibson-Graham兩位學者,從女性主義與地理學的角度,重新檢視左派的批判傳統,並且從實際進入社區的行動,思考另類經濟模式的可能性,因此提出社區經濟的另類發展,是透過社區的各種不同社會行動者聯結起來,建立起的相互依存的經濟關係。然而,台灣的社區有著截然不同的民情傳統與意象,雖然也有著「共同」、「分享」等價值,但行動的構成,卻不一定有著一定軌跡可循。目前四所大學在行動上都涉及此一議題,因此,社區經濟的意義是否能有新的突破,藉由與每一個社區不同的互動,可與當代相關實踐的理論進行對話。

  • 在地特色理論建構

VS在地全球化」的概念。如何重新理解這樣的意義,勢必要重新爬梳「在地性」的歷史脈絡與相關課題。

  • 社會創新與社會設計

1970年代,設計家Papnek便提出設計應該要為社會而負責,而不是為資本而負責。然而,當時的商品興盛的時代下,所獲得的回響卻是少之又少。四十年後,再重新看待他的作品時,社會設計的思維早已產生出來,但是卻已亡佚商品市場的邏輯下。如今社會問題日益嚴重,以一種問題導向的設計思維,開啟對於現代市場商品邏輯的拋棄,而能從人的根本需求中開始構思。因此,社會設計跳脫人為物服務的位置,轉向以人為本的設計取向,小則老人行動不便,大則社區產業銷售,設計新的行銷管道等等,都放入設計思維,不僅與當代的市場進行合作,同時也開創新的可能,無論近年來所提出的合作經濟、團結經濟、族裔經濟等。東台灣近年來興起的社會企業,也逐步朝向這樣的模式,打破原有企業資源壟斷的方式,開啟網路相互分享平台,以及透過資訊科技流通的方式,重塑人際網路關係。這也挑戰東華大學研究團隊的專業,從實踐過程中不斷的試驗與再挑戰。

  • 參與公共事務與地方公民的形成

六、結語

台灣在過去三十年的民主化發展下,所累積的創新社會價值,已逐步走出社區的意涵,正朝向一種區域整合的邁進,包含老屋保存、規劃傳統居住聚落、結合藝術與人文的特色民宿、革新的地方美食、有機小農市集、二手商品商店等,其實都運用了行動研究的方法,因此學術與實踐之間,是有其結合的可能。筆者認為科技部人文司的「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是台灣近年來以社會實踐模式為核心,並配合學術社群和在地團體密切合作為主要方向,而且是以解決實質的問題為主。在社會實踐的推動過程中,理論建構的設定,將在地特殊議題的標示,發展出台灣獨特性的理論觀點是有操作的可能性。也可從此與世界同樣的學術觀點進行對話,而非僅是一種知識移植。人文司司長鄧育仁曾點出「雖然重點是在地的生活脈絡,但仍必須具有全球的視野以及嚴謹的學術要求,並提出創新的理念與模式;『在地』不能成為夜郎自大的陷阱,而『實踐』不能變成缺乏學術要求的藉口。」[2]並期盼本計畫除了引領出對在地有益的理念與模式外,也能產生洞察時代意涵且對人類文明有重要貢獻的學術成果。

 

[1] 引自鄧育仁2014《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第15卷,第2期,頁1。

[2] 引自鄧育仁 2012《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第14卷,第1期,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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