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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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東原農友共學堂:轉型環境永續農法的推廣策略*

列印

蕭惠中**、鍾怡婷***

壹、前言

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靜的春天》一書在1962年出版之後,在歐美各國捲起了關注農業與環境的社會力,農業生產中大量使用的化學合成肥料與各種農藥在戰後追求糧食大量生產的年代裡對自然環境與生態系造成了破壞,甚至導致了不可回復的傷害。於是早在1970年代,歐美各國便開始出現不使用化學物質的農業生產模式,關注糧食生產如何兼顧環境永續(sustainable)的想法以緩慢的速度逐漸擴散開來。

台灣也在1988年首度召開有機農業研討會,一方面瞭解國際趨勢,二方面也展開了對依賴化肥與農藥之農業生產模式的反思(謝順景, 1989)。這些反思及親身投入環境友善農業實踐的行動,開啟了當代糧食生產的典範轉移之路。然而,要自原先依賴化肥與農藥的農法中脫離並轉型採用其他對環境友善的耕作模式,並不是像按一個開關那樣容易,尤其是當前者的耕作模式已內化到農民的知識與身體實踐時,改變並不容易被接受。於是到目前為止,台灣大多數農民,特別是長期以來已慣行化施用化肥與農藥的農民,對採取可帶來環境永續之農法都興趣缺缺。這是筆者在田野中廣泛接受到的訊息。

筆者在執行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1]時,採取實踐型研究取徑,一方面以聚焦在社區居民的需求,二方面關照結構面議題,最後則是採取介入行動。面對當代氣候變遷此一全球層次的課題,更重要的是在地的改變行動,因此筆者二人與團隊成員嘗試在實踐場域推廣環境永續農法,此外,加強農業生產者與飲食消費者的連結也是主要的介入行動。

筆者推動環境永續農法的主要實踐場域,是文中稱為「大東原地帶」的區域,此區位於台南市東山區國道三號以東,是以果樹經濟為主的淺山地域,包含的行政區有東原里、嶺南里、南勢里、青山里、高原里、林安里。筆者與團隊成員在當地推動環境永續農法過程中,採取了不同於戰後以來農業技術普及的方法,因此本文嘗試回顧依賴化肥與農藥為主的現代化農業技術的普及機制,並分享初步的實踐經驗。


圖:在「大東原地帶」推動環境永續農法過程中,「農友共學堂」是重要的知識與技術交流平台。

貳、現代化農業技術的普及過程與規訓

現代化農業意謂著農耕過程開始大量使用化學合成資材(包括化學肥料與各種除草劑、殺蟲劑等農藥),並且採取集約式的單一作物栽培,進一步則是儘可能地規模化並使用大型農業機械。此種農業生產模式有如將耕作的田園視作工廠,進行線性化的工作流程切割,於是又被稱為工業化農業。現代化農業背後的推動邏輯是大量生產,在二戰結束後,美國與日本及歐洲各國便將此設定為農業發展方針,以補助和政策鼓勵的方式更加積極推動現代化農業[2],致力於擴大糧食生產,以解決戰後出現的飢餓問題。

台灣在日治時代便逐漸走向現代化農業的發展模式,日治政府做為主要推動者,其主要目的是為了開發台灣的熱帶農業資源以供給日本母國所需,其中做為糧食的「稻米」便是首要被納入農業現代化行列的作物,以期擴大稻米生產來供應當時的戰爭軍需和日本母國內需。當時,台灣的稻米生產模式主要仍維持著順應自然且粗放的形式,也就是「看天田」的模式,除了少部分地區已有水利灌溉之外,稻作所需的灌溉水需仰賴雨水,為配合雨水而各地耕作期程不一,也發展出相當異質化的地方品種,甚至一塊稻田之中混雜著各種品種。

日治政府在台灣稻作所推動的第一個現代化轉型工作,是要求農民「去除紅米」,並且實施品種純化。推廣之初受到農民抵抗,日治政府於是動用警察權力,強制性地迫使農民開始放棄其固有的農耕方式,轉而接受國家所推廣的農法。強制性的推廣方法做為開端,有效地讓台灣稻米漸漸脫離品種混雜而不易輸出至日本進行商品交易的特性(川野重任, 1969),也讓後續的現代化農業技術普及工作即使在沒有動用強制力的情況下可更有效地普及到台灣各地農村。在強制性做法之外,亦採用鼓勵或獎勵策略以創造模範農民,以吸引其他農民的主動學習。為推動台灣稻米品種改良為日本消費市場所好之口感,在農業試驗體系中建立了各地分支機構以便加快新品種推廣速度,其後更建立完整的農業教育體系來訓練現代化農業人才,可以說日治時代的農村小學便是以農業學校為設立目的。

戰後台灣農業在中華民國憲法的定位中,也被設定往農業工業化發展。延襲日治時代已逐步推動的單一作物栽培與集約生產,再加上引進美國農業推廣體系,戰後台灣農業的現代化更進一步地往依賴化學肥料與農藥以及擴大規模的方向發展,並奠定了以地方農會為農業技術普及的推動核心。

現代化農業技術透過農會將個別農民所組織起來的小組進行普及化,不同階段聚焦不同重點,例如,被命名為「農事研究班」的時代,農民主要被教導增加單位面積稻米生產量的耕作方法,農民必須學習種植耐肥品種以及搭配的化學肥料該如何使用。1960~1970年代的「共同作業班」或「共同病蟲害防治班」著重的是擴大規模經營,以及隨著集約化單一作物栽培而愈加嚴重的作物病蟲害該如何防治(王俊雄、張明瑜, 2007; 王俊雄 ,2015)。而此時的做法便是使用化學合成藥劑將危害作物的昆蟲毒殺。具備使用農藥防治蟲害知識的技術專家開始下鄉向各個農民組織班說明與教學遇到什麼蟲、造成什麼害、用什麼農藥來防除,基本上是由上而下地在講習會中將技術授予聽眾,農業技術專家與農民之間是單向的教與學關係。此一做法是現代化農業技術在台灣普及的機制,同時,國家給予購買化學資材的補助也是普及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

現代化農業技術的推廣與普及是大量運用國家資源由上而下地進行,其最主要是為了增加產量並服務國家整體發展目標,政府對農民散播必須施行集約化耕作的訊息,並透過補助資材等機制促進農民在行動上的轉變。農業專門學校也在戰後三十年受到政策鼓勵而在各農鄉地區設立,這些農業學校指導著下一代農民的未來走向,也就是源自美國式的大規模集約化單一作物栽培(或養殖、牲畜飼養)。

此種由上而下,改變農民耕作行為讓他們師法現代化農業技術的做法,實際上造成了農民與自然之間原先緊密的連結斷裂,農民後來只知道在種下稻苗幾天後要施幾號肥料、施多少,失去了以其自身對作物生長的觀察來判斷如何施肥,農民也失去了判斷土壤活力的能力。本文的實踐場域台南大東原地帶種植大量柑橘類作物,在田野工作的過程中發現大多數六十歲以上的農民並未警覺到他們種植柳丁的果園土壤已失去活力,即便看到土壤裸露和遭受雨水沖刷也未意識到可能帶來的傷害,他們只知道樹上要結柳丁就必須餵食果樹肥料,土壤愈硬化、貧瘠,施的肥就愈重;草會搶肥分就要除掉,然而長期受到過量化肥與除草劑污染的土壤,其物理結構、化學成分甚至微生物群落都已被破壞,早已不是過往不管怎麼種都可以有高產量的土地了。

農民也以西醫的觀點來看待作物,認為缺什麼化學元素就給什麼肥、有什麼蟲就用什麼來毒、生什麼病就給灑什麼藥。在農藥行在農村普遍開設後,農民直接轉向農藥行尋求耕作管理的解方,即便農業技術人員是可經常給予農民諮詢與輔導的,農民還是傾向直接在農藥行取得最便利的解決方法和處方籤。戰後開始的這些在農業耕作行為上的調整,使得四十年來長期浸染在其中的農民在今日失去了觀察自然、與自然互動共生的智慧,現代化農業對農民的規訓,使得農民去技術化,變成了照著栽培管理指南耕作的契約化商品產製者。筆者在田野中觀察到農民本身對專家技術的信仰與依賴,同時也造成了農民主體性長期以來受到忽視。

參、轉型永續農法的策略與推動經驗

成功大學執行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於2013年開始進入台南東山的淺山大東原地帶,2014年開始以「環境永續農業的轉型」為核心議題,與當地的農民建立行動夥伴關係。大東原地帶主要的作物是龍眼、椪柑、柳丁與咖啡,這裡的農民大約於1970年代後,隨著柑橘類經濟作物的引入,開始接受綠色革命的洗禮,數十年來使用農藥、化肥等慣行農法的方式來管理農園。計畫成員一開始先以嶺南為主要的工作夥伴,後來將接觸互動的範疇擴大到週邊的社區,包括東原、青山、高原、南勢、林安等。

實踐環境永續農業的關鍵,是農人要認識、了解生態系統的運作模式,並且運用以上的知識,以及在地可及的資源,與作物以及農園環境進行互動,促進有助於生產的生態關係。生態系統的運作有其一般性原則,亦需要配合在地的特殊情況進行調整,非常仰賴農人與土地的頻繁互動、經驗累積與實作反饋,以建構出最適合特定農園情境的耕作方式。簡言之,農人需要建構自身為耕作知識與實作的反身性主體,才能夠有效地實踐永續農業。這樣的反身性主體在慣行農業的運行系統中難以發展,計畫團隊因而需要建構另一套學習與實作的機制來支持永續農人的養成。

找到願意挑戰主流的農人是團隊的第一個課題。團隊首先嘗試在較為熟稔的嶺南社區提出友善環境農耕的議題,但是發現大多數的農民一聽到減農藥或是有機的字眼,都會回應以「那不可能」的眼神或言語。一方面在他們的經驗當中,農藥在果園裡近年來只有「越下越重」的需求,不行此道根本無法有好的收成;另一方面農友也聽聞過其他農民走有機慘賠的失敗經驗,或是必須經過三、五年沒有收成的過渡期,認為那是有本錢的人才玩得起的嘗試。對於大多數農民來說,慣行的系統雖非十全十美,卻是他們容易理解與掌握的生計模式;改變的風險太大,也缺乏動機。

改變的第一步需要有動機,農民必須在自己的生命經驗中升起對於主流農法的不滿感受,才會有意願走出慣行而嘗試成為一個另類的農人。因此,團隊在2014年底開始,在當地的國中辦理了一系列八次的「小農復耕經驗交流與分享會」,以友善環境耕作為主題。交流會中團隊和參與者針對農法轉型相關議題進行深度討論,包括種植技術上的困難例如雜草問題、農產加工經驗、行銷通路的建立、外來污染垃圾場抗爭議題等。透過這些對話,我們和與會者彼此聽見對於友善環境耕作的理念與看法,開啟後續共同工作的契機。此系列的交流會最後吸引到了在地多個社區的十數名農民固定來參加,迴響超出預期。參與者有的過去就彼此認識,也有的在這次交流會上才相遇,這表示在幅員不大的大東原地帶,有類似想法的農民不見得彼此認識。


圖:五酷山農團農友參訪八田自然農莊,與秀明自然農夫對話交流。

集結了有意改變的農友之後,團隊接著著手建構環境友善耕作的知識技術學習網絡與平台,我們稱之為「農友共學堂」。採用慣行農法的農人,可以輕易地從農藥行、農改場或其他農友身上獲得相關作物管理的資訊。相較之下友善環境耕作的資訊取得相當不易,相關農業研究的完整性也顯得不足。一位在南投轉型成功的有機柳丁果農來訪東山交流時,便曾表示他的有機耕作知識不是來自單一機構或專家,而是花了數年的時間自己一點一滴拼湊試驗而來。團隊的策略之一,是搭建起在地農友與其他經驗較豐富且相對成功的農友之交流管道,例如透過有機或自然農法農場的實地拜訪、農場主人的解說,或是邀請農場主人來訪進行講座與農園交流,讓農友們可以透過實例,建立對於另類農法的信心,認識具有整體性的觀念與作法,同時,這些外地的農友也成為未來本地農友有管理相關問題時,可以持續請益與切磋的對象。


圖:五酷農友到埔里的玫開四度玫瑰園,觀摩體驗玫瑰花醬製作。

此外,團隊也請到學界或是實務界的專家來進行講座,針對不同的主題提供另類的觀點,例如協助農友重新認識雜草在農園中多樣的生態角色,包括保護水土與改善土壤的正面功能,並提供不同於使用化學除草劑的其他方式來處理雜草對農民帶來的困擾。土壤的改良也是另外一個重要主題,甩開農民肥用越多越好的傳統想像,團隊組織的講座從合理化施肥、土壤微生物菌相重建、生物碳應用等各種角度切入與農民共同探討,重新把土壤看作是具有生物活性的生態體系(而不只是提供作物養分的介質),以及學習如何使用手邊的資材提高其生物活性與肥力之實作方法(例如微生物菌液之培養、堆肥與生物炭的自製等),讓農友有能力自主建構在地資源的循環與倚賴此循環的生產體系。

在農友共學堂中,我們強調農友之間的相互學習與經驗交流,以及新觀念與新實作的結合。團隊進一步積極鼓勵參與的農友,在自己的果園中以各自可以承擔的尺度、認可的試驗內容,進行友善環境的田間試驗。同時每年請農友將自己試驗的方式與效果進行紀錄,並且在共學堂的場合與其他農友分享經驗。2015年,大多的農友都進行龍眼的減藥或無毒試驗,其他也有包括運用套帶方法試驗荔枝與火龍果的減藥、柳丁與椪柑也有少數農友嘗試減藥與無毒栽種。2016年,隨著更多的農友加入,也有芒果與咖啡的無毒或減藥試驗。團隊並且舉辦試驗農友間的農場互訪,讓農友輪流扮演講師的角色,提供自身的耕作經驗與其他的農友交流與切磋。


圖:五酷農友互訪農場,相互切磋耕作方式。

在組織農友共學堂的過程中,筆者與團隊成員也曾遭受過質疑,例如,「沒有種過田,怎麼輔導農民」、「不是技術專家,要怎麼教導農民如何種」。這些質疑確實是筆者與團隊成員投入農業轉型推廣工作的弱點,但同時也是優勢,原因是不以技術專家之姿態介入才能激發農民長出自主性,並思考農民做為食物生產的主體需要重建哪些已失去的能力,團隊成員在過程中扮演著引導者(facilitator) 的角色,創造相互學習的機制。透過集體的共學、試驗與經驗分享,團隊希望能夠讓農友們更有效率地發展出適合在地的作物、對環境友善的永續農法,也讓農友體會到,只要不斷地學習與試驗,其本身就是建構新農法的重要主體,不需要完全依賴外來的專家與資源。環境永續農法的推動過程,實際上也是培力農民(empowerment)、重建其主體性的過程。


圖:農友參與共學堂認真專注的神態令人動容。

肆、結語:重建農民主體性

環境永續農法不等於現行台灣的有機農法。有機農法在台灣的發展已相當程度發展成為承襲第一次綠色革命的機械農業思維,只是將使用的肥料與農藥,用較不傷害土地的資材取代,但仍然強調人為對於環境的控制,以及對於病蟲等因子的對抗。但環境永續農法將農人與農場視為自然生態整體系統的一環,透過順應生態系統運作來維繫生產。

在初步的環境永續農法推廣實踐經驗中,筆者觀察到農民主體性的喪失,以及對專家技術的信仰與依賴,然而,環境永續農法有賴農人重新建立與自然之間的合作與共生關係,此一關係的重建必須透過農人自身的觀察和不間斷的試驗。筆者認為,環境永續農法的推廣介入者應扮演著引導者角色,建立農民與農民之間的直接學習與經驗交流的機制,使農民體會到其本身就是建構新農法的重要主體,而農民主體性的重新建立,才是重建農人與自然連結關係的關鍵。    


*本文為成功大學執行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之實踐型研究的經驗整理與初探,原載於《農業推廣文彙》 第61輯,歡迎下載全文

**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博士後研究員,參與「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主要負責農與自然重新連結的實踐工作。

***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博士後研究員,參與「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主要負責農與食重新連結的實踐工作。

[1] 成功大學執行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之研究內容詳見計畫推廣網頁「新作坊」或下文:成大團隊(2015)。台南城鄉社區發展與成大團隊社會實踐。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6(2),28-46。

[2] 1933年美國通過「農業法案」、1947年英國通過「農業法案」,是以國家政策補助發展集約化農業的開端;1961年日本通過「農業基本法」,亦揭示農業工業化的發展方向。

【參考文獻】

川野重任(1969)。日據時代臺灣米穀經濟論。台北市: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王俊雄(2015)。農事推廣教育工作歷程分析。載於陳玉華(主編),60農推一甲子風華再現:農事推廣暨台灣農業推廣學會60週年專刊(38-47)。台中市:台灣農業推廣學會

王俊雄、張明瑜 (2007)。台灣農業推廣變遷之分析。農業推廣文彙,52,17-38。

謝順景(1989)。歐美國家之有機農業。有機農業研討會專集(31-50)。台中:台中區農業改良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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