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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誌」幕後花絮:「聊天」作為一種研究方法?

作者 / 何浩慈(臺東大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博士後研究員)

臺東大學今(2019)年暑假開始加入新作坊大家庭,團隊整合不同領域學者,筆者忝為「人類學」的終身學習者,在此以自身學科背景,藉由臺東大學執行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之團隊正式展開研究資料蒐集前,於南迴線上排灣族部落中摸索當地脈絡、與潛在研究參與者建立關係的經驗,分享「聊天」如何作為一種研究方法。


圖:臺東縣達仁鄉土坂村入口五年祭刺球典禮雕像。

「人類學家」這種生物

約莫十年前,當時「人類學」一詞的引用尚未成為廣為使用的行銷手法(例如書籍或部落格命名為XX人類學或XX人類學家),每每介紹自己念人類學(或社會/文化人類學),通常會得到幾種回應,最普遍的一種是猶豫地回答:「那…是什麼?」,再搭配一個「對不起,這個領域好冷門」的表情。後來,開始遇到有人問:「是像印第安那瓊斯那樣嗎?」「是在研究人類的起源嗎?」

一直往學術社群中走去,人類學逐漸不再是大家沒聽過的神祕概念,但「聽過」仍是基於某種既定印象,例如「人類學家不寫paper,只寫小說」。也經常有人說,我們做研究的時候不像在做研究,沒有穿著白袍、沒有使用結構嚴謹的問卷、沒有拿著高科技儀器(頂多就是相機、錄影機、錄音筆),通常只有一本筆記本、一支手機、或什麼都沒有,好跟「報導人」(研究參與者)好好聊天,或一起從事他們正在做的事。

事實上,「聊天」這個與人群互動的方式,並非專屬於人類學學門,但民族誌式田野工作中的「聊天」,確實有其特殊功能與邏輯。人類學家/田野工作者以自己作為「研究工具」,用「聊天」創造一個符合真實人際互動的情境。

「田野調查」(field study)

「田野調查」已成為社會科學、實證研究、乃至不少需有社會觀察及實證經驗的工作經常引用的詞彙。當理工科同事們穿上帥氣白袍(在此告解我對白袍有某種拜物情結),說要去實驗室看數據時,人類學同胞們會說的是:「我們要去『做田野』。」人類學課堂上,學生們被要求寫期末報告或論文的研究方法時,最基本、安全、普遍的答案是:「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雖然有這兩個一定不會錯的答案,這一題的棘手之處在於,這不是簡答題而是申論題。快速寫出標準答案後,還必須闡述其各別操作細節及理據。職業病使然,以下容我開始答這個申論題。


圖:1918年馬凌諾斯基在Trobriand Islands「做田野」的情形。(圖片來源:LSE History

馬凌諾斯基(Bronislaw K. Malinowski)是一位二十世紀初在英國奠定其學術地位的波蘭籍學者,他所建構之執行田野調查、並生產民族誌的系統,對近代人類學研究方法有深遠影響。以當代用語簡而言之,「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是這一套系統的基本結構。其中,「參與觀察」為人類學與其他學科最為不同之處,研究者必須長期參與被研究者的日常生活,學習語言與當地文化以便融入其中,並試圖在似乎不甚有趣的柴、米、油、鹽、醬、醋、茶之中,提煉出獨特、有理論意義的片段;同時,也得在看似不可理解、過於特定的文化差異中,找到人類心靈或許存在的共通之處。

要達到以上這些要求,民族誌田野工作者通常必須在田野中待一年以上,經歷一個社會或文化四季不同時節的場景。此種知識論與方法論固然在「近代人類學」這麼大的範疇上有重要貢獻,但從我一個小小田野工作者沒出息的角度而言,這麼耗時又耗費心力的研究方法真是找自己麻煩,經常私自抱怨馬爺爺當初怎麼不發明輕鬆一點的方法。然而自己經驗過「田野工作」(fieldwork)這個人類學家的成年禮後,或許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發作,竟也同意了這些「麻煩」有其必要。

「進入田野」

既然田野工作要求研究者與被研究者有深入、長期、頻繁的互動,開頭必須經過一個「進入田野」的歷程,視乎個人情況(造化?),可能需時幾天、幾週、幾個月、甚至幾年。臺東大學人社團隊從今年暑假開始接觸田野,幾個月過去,田野工作者們不僅學習到許多部落知識,更逐漸獲得部落成員認同。我們和部落的關係從部落作為被觀察的「他者」(而團隊同時也是被部落觀察的「他者」),深化為一起討論、一起做事、「共學共作」的一群人。我們不再只是晃來晃去、只能參加一年一度盛大祭典的外來人口,而成為了部落地景的一部分。部落成員也逐漸熟悉我們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現身,習於看到我們頻繁地出現在婚喪喜慶場合、農田、私人客廳或院子、公共空間。開口打招呼的內容也從:「為什麼來部落?」轉變為:「那個誰誰誰怎麼沒有來?」

我們經歷了一個「建立關係」的過程,包含共食、共飲、共作(例:下田),及生命禮儀的共襄盛舉(例:慶典)與陪伴(例:喪禮)。其中,「聊天」串起了這其中所有的人際互動。大家圍坐分享食物、飲料,一邊暢聊的場景是部落中最日常的活動。在幾次這樣的場合上,部落長輩對我說:「妳想問什麼就問吧!」他們知道我「研究者」的身份,怕「浪費我的時間」,和藹地建議我善用時間蒐集資料,但這並非我出現在那些場合的本意。某一次我回應:「今天是想來陪大家聊聊天、聽聽故事,也學習大家重視的事,沒有特別要問什麼啦!」長輩們聽完後,表示認同與覺得受到尊重,有人直接說:「這樣說就對了。」


圖:協助農事也是與部落建立關係的方式之一,冬天正是紅蔾收成的季節 。(攝於台坂村)

在剛進入田野的階段,很多時候「聊天」的用意並非獲取研究資料,而是傾聽報導人希望訴說的個人想法、故事、日常生活遭遇的困難、想吐的苦水等等。報導人與田野工作者的關係,到後來往往不僅止於研究者與被研究者,而是在真實的人際互動中找到連結。臺東大學團隊到部落參加喪禮時,我們往往跨越了「研究者」或「觀察者」角色,到場的目的不是記錄,而是致意與陪伴,希望為喪家帶來一點走過悲傷的力量。這樣的連結漸漸使我們聽到許多不會隨便跟陌生人說的內心話:在政治經濟大環境中的掙扎、社會關係、人際互動潛規則、個人生命中的喜怒哀樂、絕望、希望、願景等。

臺東大學團隊藉由「聊天」接觸部落不同群體,逐步拼湊出部落生活的樣態。倘若沒有這些深入、個人化的連結,很難真正掌握田野地或研究社群的脈絡,也難以找出應該被討論、卻易被忽略或被認為是不足為外人道的議題。因此面對報導人的信任,田野工作者有保護他們的義務。若「聊天」的內容成為研究資料,對其之保存與使用將份外謹慎。

民族誌研究的「反身性」(reflexivity)

「反身性」是人類學田野的本質,講白話一點,就是研究過程中,田野工作者會不斷反思研究者的「現身」對被研究者及研究結果的影響。相對於宣稱民族誌的客觀性,田野工作者承認研究的主觀限制,藉由呈現對此種限制的認知,讓研究成果更趨近「真實」。而關於「聊天」作為一種研究方法的真實就是,研究者必須體認到並非所有「聊天」的結果都能促進關係,或讓研究的腳步順利往前。「做田野」幾乎是一路跳著探戈,有時前進有時候後退,踉踉蹌蹌地摸索的遠征冒險之旅。

基於對不同文化、社會群體的欣賞與尊重,臺東大學團隊懷抱著自己所知有限、想向部落學習的心態進入原住民社群。然而,這種普遍被認知是「政治正確」的態度,卻不一定為部落所接受。經由多次聊天,感受出部分部落成員對於外來者跑來學走他們的文化與知識未必有好感。他們更想知道的是,這些(似乎)握有更多文化、社會、經濟資源的學者可以對部落有何貢獻?同樣地,對話過程中發現,「共學共作」、「把主體性還給部落」等希望凸顯部落話語權與能動性的論述,也不必然獲得部落一致認可,反而有聲音期望我們帶著明確目的或問題意識,直接告訴他們該做什麼、怎麼解決問題、如何有成效。

此種情況下,「聊天」被理解為田野工作者們還在不清楚狀況的階段。我們認為釐清「他們想做什麼」是不可或缺的第一步,但他們期待的是我們提出「我們想做什麼」。因應這些反應,田野工作團隊持續與眾多不同年齡、立場、背景的部落成員溝通、討論,藉此聽見不同聲音,也讓不同群體覺得受到尊重,增加計畫的公共性、正當性、參與度、包容度。田野工作者們長期在部落走動,參與各種日常生活中非正式的互動,不急著解釋或提解決方案,而是傾聽部落說出自己的看法或提案,讓他們慢慢感受到誠意,並理解我們工作的步調與邏輯。雙方已逐漸磨合出共識,而這場「聊天」馬拉松還會繼續。


圖:夕陽時分,山上的農地與工寮附近地景 。(攝於達仁鄉台坂村)

人類學的本體論

從小寫作文老師就說要首尾呼應,既然用「人類學」開了頭,就以「人類學」結尾吧。這一段的標題下這麼重,單純因為我想不出更好的點子,但我其實只是想以自己的角度,寫一寫人類學學徒對這個學門的理解。由於臺東大學團隊目前的計畫場域早前或同時已有不同組織、單位進入調查,聊天過程中,得知有部落成員認為他們總是在回答類似問題。但我們接下來想和部落聊的是,人類學式的田野研究,儘管在同一場域、面對同一群人、針對類似的議題,不同研究者、不同時空背景下蒐集到的資料仍會有出入。我們固然可以多多瞭解其他團隊的工作情形,因而每一次的田野都必須「客製化」,都是一場新的實驗。

雖然研究「異文化」是人類學最為人所知的特色,我以往的研究場域是高度都市化的香港,而今田野地卻畫風突變,來到臺灣東海岸的原住民部落,一開始心中忐忑不安。早期人類學家期望發現「人類心靈的共同基模」,至今雖然未有任何一個理論成功說服大家這個基模的存在,這幾個月來在部落中實踐民族誌田野工作的經驗也提醒了我,或許是「方法論」而非「研究對象」定義了人類學。不同社會文化背景的人群自然有跨文化差異,但人都需要面對生活的諸多考驗,都會經歷各種不同的情緒,都需要被尊重、關懷、體諒、理解。說到底,人類學秉持的不是一套艱深的理論和方法學,「聊天」也不是什麼厲害的研究方法,而是一種態度和行為準則,被實踐於人際互動之中,促進相互了解與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