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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莖狀的社區：新自由主義下的日本地方社會

摘要：

日本自1980年代開始便由民間提倡所謂的「地域振興」運動，在政府施策、媒體呈現或消費文化中，「鄉村」、「故鄉」、「社區」、「在地性」等概念的價值都不斷地被強調、再現。許多我們經常見到的社區營造或地方振興的所謂「成功案例」，其背後都隱含著一種經過市場考驗的、可實際運作的資本主義獲利模式作為「成功」的關鍵。然而在這股「地域振興」風潮當中，雖然地方性（locality）與鄉村性（rurality）持續受到重視，但不論從統計數字或實際經驗來看，地方與社區卻持續縮小、衰微、消失。很明顯的，這些地方所發展的「地方振興」與社區營造，顯然沒有為當地贏得足夠的經濟產值與社會目光，以扭轉原本城鄉發展失衡所帶來的限制。如果社區的本意就是「我們如何共同生活」，那麼如何在當代社會中能夠開創一個在經濟上與倫理上都能夠持存的集體生活框架，「找出我們可以共同生活的原理」，就是地方社會研究者所必須要處理的問題。如果說社區的消失是空間經濟發展下市場選擇的自然結果，那麼我們該問：日本的地方生活是如何與市場機制共存的呢？面對市場機制優勝劣敗的篩選，地方民眾又如何在殘酷而現實的競爭之中開展出好的社會生活方式呢？

八零年代日本「地方振興」運動發展的本質，是在地居民將社區生活商品化，投入新的經濟市場，積極地參與競爭以求取生存甚至壯大的機會。而非（其預期的）結果之一，是自由市場的力量得以擴張進入了社區生活的紋理之中，甚至成為居民世界觀的一部分。具備特定資源且能夠將其商品化的社區能夠生存，而無法做到的則被視為「敗者」，只能在微薄的國家支援下苦苦支撐，然後可能逐漸衰微而消失。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中，被新自由主義體制鼓勵應自立自強的「邊陲」鄉村居民應該如何面對「地域振興」的可能性呢？本論文針對北海道的一個地方營造企劃進行分析，討論他們如何利用新自由主義體制下日常生活的縫隙創造出一個異質的、相互依存的生活網絡，最後形成一種具有根莖（rhizome）性質的社區：不盲目追求市場價值，而是致力於打造地方的生活世界，與新自由主義形成一種矛盾的共生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