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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實踐計劃執行的回顧與反思:埔里期中會議紀實

作者 / 施聖文

 

 

 

 

 

 

 

 

 

 

(首圖說明:矗立在桃米見學園區中的Paper Dome紙教堂)

 

►會議中所提供的Buffet是由社區內的老人、年輕人共同籌辦

四月十七日,為本計畫第三次季會暨期中報告。本次由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社實踐研究中心團隊主辦,並安排在埔里鎮上的菩堤長青村中。除了優美清靜的開會環境外,社區內也自主辦理伙食,而在辦理會議籌辦的過程中,社區內的老人與年輕人一同工作,相互合作,並與各校團隊一同享用。

長青村自921大地震之後,唯一保留下來的組合屋社區。至2006年提出「菩提長青‧希望之村—老人福利社區實驗計畫」,延續長青村模式、增進網絡關係,推廣運作效益。到了2009年更進一步提出「老人互助社區培力計畫」,擴散成功案例的運作效益,建構老人照顧的實務與學術互動平台,轉型成合法化的老人互助社區。在村長王子華先生悉心照料之下,落實「老有所用、夠用就好」的理念下,活化老人價值,自助而後互助,自給與知足運作,分享多餘資源。

災難經驗後所呈現地方社會實踐力的展現,在長青村中一直延續,並且在理念的堅持,與操作方法上不斷增進,也讓長青村成為老人社區支持型照護很重要的實作場域。

 
台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的發展回顧

陳東升 (2012)[1]曾回顧台灣近年大學發展與學術社群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的出現,大約有四種模式:

一是因為環境災難所啟動的學術社群與地方社區營造結合的社會實踐模式,包含921大地震,莫拉克風災等。促使不同領域的學術工作者與地方民眾、政府部門合作進行重建工作。

其次是學術社群引進知識與實踐方法且移轉的社會實踐模式。例如審議式民主的理論與公民參與實作模式,便是2001年由一群社會科學學術研究者從歐美經驗中引進台灣。像是二代健保的參與規劃計劃。

►清靜、舒適、親切的埔里長青村,是各類型會議、活動舉辦的最佳場所

第三種是對於新移民與移工、土地正義、環境污染與生態保護、原住民權益、媒體壟斷與言論自由、性別、勞工權益等議題為取向的學術社會參與模式。通常是從事相關議題的學術研究者與受到權益受損的民眾,透過辦理訓練工作坊,立法遊說、替代方案的實務規劃或社會運動等方案,來改變期間不平等的現象。

最後是以專業回應在地需求的社會實踐模式,主要是一些學術研究者針對分配不均與經濟發展集中化,造成城鄉之間的不平等。因此選擇以設計規劃或社區營造的方式,帶領學生和社區工作者一起改善地方生活空間與產業問題。這些教師和學生參與農村到都市地區的實踐工作,經常是運用行動研究的方法,或者實踐與學術研究的記錄並行。

長青村的發展,大約如第一種環境災難經驗後的模式一般,從在地實踐的過程中,不斷地從各種失敗的經驗中,琢磨出新的方式,找尋新的契機。而在下午的參訪過程中,我們又來到另一個921大地震之後,逐步去脫災難形象,而以環境、生態為社區發展主軸的桃米社區。

 
從桃米反思台灣社區營造

來到桃米第一個聯想就是紙教堂。這個地標也象徵著桃米走出地震之後的災難印象,並從環境生態的角度,一步步地找尋屬於桃米的生態之美。在新故鄉基金會董事長廖嘉展與執行長顏新珠的努力下,秉持著「回到社區,向社區學習」的精神,與社區共同成長。如今,他們更將夢想放大,以「再現蝴蝶王國」為名,將桃米的精神拓展到埔里地區。

然而,回顧台灣社區營造的發展,自1994年行政院文建會(現今文化部)提出「社區總體營造」(以下簡稱社造)政策以來,歷經二十個年頭蓬勃發展,相關政策資源也不斷投入。而政府部門的關注從早期是以文建會為主的「文化行政」業務開始,逐步配合社政部門、城鄉規劃部門、土地重劃部門等,甚至近年來以水保局主導的「農村再生」計劃,都投注了大量的人力與資源。

這二十年來,相關的研究與碩博士論文也不計其數[2],在地創意所凝聚的模範型社區也不在少數。從「帳面」來看,所謂「社造」的確產生發揮效用。然而,回顧這二十年來的社造過程中,政府資源的投入與分配,對社區所產生的聯結,究竟是什麼樣的關係。而社造所營造的氛圍,到底是朝向區域發展的基礎架構,還是走入一種地方社群主義路線。當然,更重要的是所謂的社區培力的意義與內涵,在近二十多年來的發展,在理論與操作方法上,又有何轉變。

以目前的台灣的社區營造中,絕大部分社造成果是來自於政府資源的投注,從課程到人才培育,以及在硬體、環境等基礎設施的補助。但同時對於社區產業的問題上,尤其在偏鄉地區,一方面受到政府對於農業產業的政策影響。另一方面來自於農村人口大量外移的狀況。因此常住於社區的人的年齡普遍偏高。政府透過社服部門規劃許多社區支持型,長照型的計劃,來因應因社區老化而產生的問題。但往往計劃結束,人員也就散去,政府資源是否有積累到社區本身中,包含人才、設備等。

社造的社區中心思維與區域發展之間的關係,常受到地方派系把持政治資源的模式下,社區自主意識也受到資源補助的爭取,主體性也逐漸地消散。至於所謂的社區培力(empowerment)作為社造中方法論的基礎,但實際上培力的意義與內涵,在不同情境與脈絡中,有著不同的方法學的開展,甚至於牽涉到於培力對象間的倫理關係。

透過上述的反思所引帶出的思維,是否可作為一種歷史考察之下,如何透過以往社造的研究中,找尋創新的可能。簡言之,從上述三個問題中,「資源、社區需求與學術專業」三個面向,也正是本計畫中進入地方中不斷要去琢磨與反思的關係。不僅可以觀察到從社區到區域,進而對於整體社會問題的顯現,有助於幫助研究者自我的定位,同時也可以看到台灣目前社會結構下所忽略的深層問題。這也是暨大研究團隊所擔負的社會責任。期待他們從社區中走出新的社會實踐與創新。

►新故鄉基金會董事長廖嘉展在紙教堂與我們一同分享桃米經驗

►以生態為導向的桃米見學園區一隅

►暨大研究生示範在桃米社區中進行簡易水質檢測


[1] 引自陳東升 2012〈人文實踐與社會創新的台灣經驗〉,《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第14卷,第2期。

[2] 依據2010年文建會《最小的無限大:文建會社區營造紀實,1994-2010》一書統計,政府社造相關出版品約有250件,碩博士論文計有289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