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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的「共融」公園:社會互動也需要設計

作者 / 鄭珮宸(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研究生)

甫於2018年10月9日落成的中和四號公園遊戲場,被譽為新北市共融公園的新作。設施內容包括設有無障礙通道的書本造型溜滑梯、多人共玩的鳥巢鞦韆,以及沙坑與沙桌等。這個共融遊戲場從2017年2月起開始設計規劃,如今風光開箱,少有人知道這樣一座交通方便、面積廣大的公園中,一個小小的兒童遊戲場竣工,背後其實曾有一段曲折難解的公民參與過程。本文將指出,這個矛盾從論述上看是正當性與合法性之爭;但深究其原因,還牽涉到操作上的觀念錯置,或許也反映出台灣社會對於公共空間的想像貧瘠與功能化。但我更希望指出,「共融遊戲場」的設計,絕非丈量土地、以工具理性安放遊具,而是設計「共好的社會關係」;這個概念貫穿遊戲場改造的參與過程,在彼此聆聽需求、凝視差異的互動中,設計出促成共融互動的遊戲空間。


圖:遊戲場落成後,每天都有絡繹不絕的人潮來造訪。

話說中和四號公園

從遊戲場準備提案開始,不僅在地的居民關注著設計狀況,許多關懷公園的公民團體也積極監督也都積極監督設計圖與遊具規劃。在2017年6月政府舉辦公開說明會及8月基礎設計會議中,在地許多關心議題的居民組成臉書社團,討論並共同勾勒出理想的公園樣貌,並於說明會中陳述、協商,達成初步共識。


圖:場勘紀錄。這些紀錄都公開在網路上,並設定共同編輯,作為群眾參與和討論的基礎。從這份資料可知,中和四號公園的改建從初期就受各方團體關注。(資料來源:g0v平台

但在11月時,一位在地媽媽突然發現公所正準備發包施工,詢問之下卻得知已敲定的設計圖和盛夏時節開會參與討論的內容差異甚大,便轉而向民意代表求助。經過多次說明會的溝通,公所仍然堅持於當年度發包,居民遂聯繫民代、特公盟,共同發起陳情抗議活動,區公所方才允諾暫緩發包並重新規劃。

這起爭議在部分民眾眼中,或許只是行動者怠工或利益角逐,犧牲了公共遊戲場的參與透明度;被批評的面向包括公部門怠工、廠商便宜行事,以及經費編列制與核銷的時程問題。有趣的是,實際上恰好相反,公部門曾多次和在地居民一起場勘,廠商也舉辦說明會收集群眾意見。考慮公部門編列預算、公文流通等等行政程序的時間成本,這種與民間部門的互動頻率相較於過去已經積極不少。

所以出現了一個難解的現象:在公部門、在地居民和民間組織都積極參與改建過程的情況下,為什麼遊戲場改建反而引起多種爭執、甚至演變成在地區民組織起來抗議並要求停工的場面?為何熱心參與的結果,竟然會強化政府部門與民間的對立,甚至導致民間團體之間的矛盾呢?

有很多種切入點可以解釋公民與政府一起努力卻壞事的現象。但是比起輕描淡寫地認為這應該交由專業的外包廠商進行、或者武斷地認為因為人多口雜才會有此紛爭,不如重新檢視爭執的內容,以及導致這種爭執背後的概念,來回應這個矛盾的現象。

正當性與合法性的爭執

中和四號公園因交通位置方便、整體空間大,又處於人口密集的中和區、鄰近台灣圖書館等基礎設施,不僅使用頻率高,也被期待要滿足各種不同群體的使用需求。2015年民間組織開始倡議「共融」的概念,被新北市政府納入政策,承諾選擇腹地較大、交通方便且具指標性的公園,打造共融兒童遊戲場。中和四號公園這次改建的兒童遊戲場雖然空間不大,但因整體條件算得上是相當完美的指標公園,因此自然也以共融遊戲場為設計主軸。

於是在地居民、公民團體、設計師以及相關單位(公所、城鄉局、景觀處等等公園規劃、管理與維管單位)開啟一連串的討論,凝聚使用者的期待,收集意見。過程中,特公盟與在地居民有密集的溝通協商,但是特公盟並非以專家兼居民之姿介入討論,而是以中介角色提供意見、協助居民將意見具體化,以及與政府共同商榷,如何在經費以及安全法規的限制之下,規劃出盡可能合於居民訴求的方案。

各方的參與、溝通過程相當耗費時間與心力。無論是在地使用者之間的協調、在地意見凝聚,或者是與里長實地踏查、與設計師規劃和共同審圖,每一個環節都牽涉到公民參與的程序合法性。根據程序概念,由於設計過程已納入各方意見,因此公園說明會所呈現的最終設計,就是居民、公民團體與政府、設計師長期溝通後的共識;接下來只需交由設計師,在不改變共識的前提下進行細部設計即可。

不過在公園說明會上,除了持續參與場勘與設計的特公盟,後續共識凝聚的過程中少有參與的特殊需求團體,如台灣身心障礙兒童權利推動聯盟(簡稱身障童盟),也受邀列席並積極提供回饋意見,指出現有設計中少有輪椅兒童可以使用的遊具,質疑這座「共融遊戲場」的適切性:沒有考慮身障少數群體之福祉。

公部門於是從善如流,再度開啟民間團體討論,希望遊具的設計更符合身障兒童需求。但是在空間、經費與時間窘迫的限制下,公所只好全盤降低設施高度、減少遊具的多樣性,並變更預設的遊戲動線。修改方向雖然是期待身障孩子能使用每一個遊具,但是協商時間點卻是在公民參與過程之後,引起了在地居民對程序錯置的不滿;再加上新的設計不符合先前討論的共識,雙重的不滿引起了寒冬中的集體抗議。


圖:2017年12月6日,在地居民和還我特色公園行動聯盟(簡稱特公盟)合作發起抗議行動,要求政府停止施工、回歸過去討論的共識。(圖片來源:特公盟臉書

簡單回顧整個過程,可以看到特殊團體(在此以身障童盟為代表)以少數需求必須被傾聽的正當原則,挑戰了在地居民和特公盟所堅持的程序正當性原則。前者認為少數群體的需求必須被優先照顧,理由是對特殊需求者友善的空間,對任何人也都會是開放的,因此基本的設施應以降低對少數者的進入阻礙為原則,才能達到共融設計的目標。而在地居民和特公盟則是從程序合法性的視角出發,指出特殊團體的意見應該與其他團體公平、同時在討論參與的過程中提出,在彼此互相看見與傾聽不同的需求後,相互協商,凝聚出共識,才符合公民參與的精神,打造包容與友善的社會。

公園為何成為熱心公民彼此對立的論述角逐場?

為什麼同樣追求友善,希望更多使用者(無論是少數或者兒童)聲音可以被聽見的參與者,卻在這個場域中成為相互對立的兩群人?在地居民與少數群體期待的公共空間,勢必不能相容嗎?

這樣的情勢演變,或許和參與者對於「公共空間」的想像過於單一有關;而這樣單一化的空間想像,以及過度關注遊具與設施的處理方式,很可能是被「共融」的定義所侷限,而導致認知上的不同解釋。

新北市政府提出的「共融」政見,承諾所有的人都可以玩(Play for All);深究其內容與實作現場,可發現在操作上被簡化為「通用設計」(universal design)。就設計領域而言,通用設計是1990年代中期,由Ronald L. Mace提出的概念。他不滿無障礙設計專為特殊人士設計反而造成隔離的效果,希望設計者能「為所有人設計」(Design for All):讓產品、建築或環境能夠在不用特別調整的前提下被最多人使用。為了達成這個目標,設計師傾向以最基本官能者都可使用為原則,也就是說,「如果老人、小孩與特殊需求者可以使用,那所有人都可以使用」。

通用設計主要是以工具性的角度看待被設計物,透過巧思,讓所有人都能拿起同樣的工具、各自依照能力使用該工具,並達成其目的。例如一把通用設計的剪刀,是指無論左或右撇子,無論手掌有無抓握能力,都能夠在這把剪刀上找到安放手指的施力點,順利完成「用剪刀剪斷紙張」的目的。相對之下,過去的無障礙設計,則特別標示出設計是針對左撇子或者手指無法施力者,造成工具使用上的隔離、進而導致不同使用主群體彼此的疏離感。

但是,如果被設計物本身沒有特定的工具性目的呢?例如在公共空間中,每個人想從事不同的活動,對於「如何使用」的想像有無限可能時,設計者要如何滿足所有人的需求呢?

這就是共融設計(inclusive design)面對的挑戰。共融設計面對的使用者並沒有想像特定需求(例如將紙張裁斷),也沒有確定的使用方式(刀刃對著紙張)。它的焦點已經轉向了使用者之間的關係:藉由這個設計創造包容性的社會互動。以遊戲場為例,不同於通用設計遊戲場希望「所有人可以玩所有遊戲設施」[1];「共融遊戲場」追求的是「有足夠比例之遊戲設施,讓所有孩童使用」,強調透過設計,讓此一空間能夠滿足不同群體各自適能的需求與使用方式,達成群體的社會性融合。


影片:美國的身心障礙者權益組織Disability Rights & Resources製作的共融遊戲場設計指南。

從以上簡單的比較,我們可以初步指出,台灣的公園遊戲場設計場域,誤將共融所指涉的「設計社會互動」概念,理解成「設計的硬體等同於友善的社會互動」,再直接指向特定的遊具設計,進而將「通用設計」的理念誤植在其中。

這個誤植可能反映出一個更普遍的想像:只要將硬體設計好,友善的互動就會自然浮現。也就是說,只要空間中的所有人都能使用遊具,友善的人際互動關係也會自然發生。然而實際上,遊具對使用者的無阻礙,並不等同於遊具使用者的多樣性、遊戲行為的多元性,以及社會氛圍的包容。這些都需要由一個個有情感、有思維的公民共同形塑;倘若在實際參與討論時,首當其衝的體驗卻是相互猜忌、互不信任的氛圍,那麼後續的使用過程中,創造友善的社會互動體驗也就相對困難許多。

面對面的凝視與傾聽,才是社群包容的起點

從通用設計和共融社會的差異比較,可以區分出設計物件與設計互動的差異:一個設計成「讓任何使用者都能玩」的遊具,不等於「所有使用者都會想要玩」,也不代表「所有人都會用同樣的方式玩」。舉例來說,攀爬繩網可以有時間與空間的共融。也許早上會有幼兒在低處平移、稍大的孩童挑戰往上,而成人則在一旁看顧;傍晚則有學齡兒童挑戰衝躍上最高點再往下跳;到了夜色更深的時候,則有青少年情侶在平台上依偎著聊天。

在這些互動中,遊戲場中的行動者彼此看見對方、聆聽他的想法,而這才是開始了包容的第一步:接受對方是與自己共享社會世界的獨特個體。一座能讓居民、兒童以及特殊需求的孩子都願意使用的攀爬繩網,並沒有固定的高度、大小、功能等等標準規格。一個能夠達到友善互動的公共空間必然是複雜的,不僅是物質設計上能夠支持各種活動進行,還必須依靠使用者們共同營造友善互動的環境;而後者,是在公民參與的過程中累積起來的。

「共融」的環境除了需要巧思設計的硬體,友善對待各個群體的文化與社會氛圍也必須跟進,才可能創造出共同生活、相互融合的人文地景。在討論與參與的過程當中,需要積極建立公部門與在地群體、特殊團體之間的互信與合作關係,替未來「共融使用」、「共同生活」打好基礎,才能實現共享的美好願景。


圖:「共融」的環境除了需要巧思設計的硬體,更要營造友善對待各個群體的文化與社會氛圍。

回到四號公園的個案,或許有兩個層面能夠改善曾經的僵局:首先,針對表面上公民團體之間的矛盾以及正當性與合法性的爭執,應該回到公民參與的程序改良中尋找解答,例如營造友善的公民討論空間,協助不同需求的團體克服參與的時間與移動條件限制,進到公開討論的領域中參與協商,才能讓公園遊戲場的硬體和軟體都達到社會包容。

再者,對於「共融使用」的理解誤差,可能是出於工具化思考的習慣;而我們可以嘗試在公共空間中挑戰這種思考方式。例如,比起讓民眾討論「要在這裡擺什麼東西」,更應該讓民眾凝聚「希望在這裡做什麼」的使用行為想像。行動者說出彼此的期待之後,往認同面切入,可以繼續交流「為什麼你會這樣想」,達到更深層的價值觀價值觀念交流;往具體面討論,則可以收攏到「所以我們如何讓一個空間容納最多種使用可能性」,回應彼此的需求。

簡言之,本文試著從文化概念錯置,反推公共空間想像的單一與功能化,指出因為這種工具化的想像,導致公民參與熱烈,卻反而造成彼此矛盾對立與不信任的現象。若能於深化公民參與的過程中,在前端納入更多團體並積極克服各種參與阻礙,以及將討論焦點從挑選設施轉移到描繪希望達成的社會互動,或許會有更為理想的結果。在主持參與式設計的討論時,可能也需要顧慮到不同公民團體之間的關係與脈絡;而設計師也應該加入討論行列,讓遊具的設計能夠更加貼近各個群體的使用與互動方式。政府的角色,則應確保設計出友善的社會互動;因為唯有在這樣的空間中,才可能認真對待每一個現身的個體。唯有先踏出讓特殊群體與社會共融的第一步,才能開始邁向共融城市所描繪的,共享社會同時相互善待的人文地景。


[1]此定義根據The City of Sydney Council (2014)。轉引自白璐,2017,《國內外無障礙兒童遊樂設施規範之比較研究成果報告書》。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研究計畫,頁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