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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互惠與民主共治:蒙特婁街區的社會經濟(上)

作者 / 黃靖玫

位於萬華的南機場公寓,落成於1964年,因為採用歐美建築形式,具有垃圾收集通道、獨立汙水系統、戶外迴旋樓梯等等現代化的設計,甚至還有社區的菜市場以及小學,被視為最先進的模範住宅。然而隨著年久月深,小坪數的模範住宅因為不敷使用,逐漸長出各種違章建築;原有的住戶遷居四散,又重新聚集起不同的人群……今日的南機場公寓,反而被視為台北市老舊社區的代表之一。

然而在社區功能弱化之際,也迎來了改變的契機。最初設計給菜市場使用的半開放地下空間,現在由地下社造勞動合作社負責經營,並邀集人生百味綠點點點點台灣芒草心慈善協會台灣夢想城鄉營造協會共同合作駐點,打造出溫暖有人情味的南機拌飯,作為社區共享經濟的實驗基地。就如同「地下」一詞帶給人的印象:處境幽微、力道生猛,彷彿在晦暗的深處,卻透出明亮的燈光。


圖:南機拌飯串聯許多工作團隊在此駐點,經營社區型的共享經濟實驗基地,培養社區的發展動能。

冬日午後,半開放的地下室擋不住朔風的寒意,卻也擋不住街區再生組織分享會的熱切討論。群聚於南機拌飯的人群,正專心聆聽著台前的案例,由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的博士後研究員周睦怡主講,為大家介紹加拿大蒙特婁街區的社會經濟(Social and Solidarity Economy)模式。

「經濟」雖然是一個大家琅琅上口的詞語,然而它真正的意義是什麼?周博士一開始便指出,經濟的本意是為了有效地分配、利用資源,可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之下,強調追求市場經濟、積累個人財貨的競逐過程裡,卻往往失卻了社群之間的人際關係。而「社會經濟」便是觀察到資本主義帶來的限制,希望扭轉人際之間的疏離現象,同時強化社群之間的意識與行動力,讓經濟活動在社群內留下正向的影響,也避免資本過度外流,讓社區的經濟體保持健全。

周博士先為大家介紹社會經濟的幾個基本原則與共通要素:

  1. 社會經濟強調服務社群與其中成員,而非以追求利潤為最高目標。
  2. 社會經濟組織的組成與運作,通常是由自願性的團體組織負責,因此具有高度的自主性。
  3. 社會經濟組織內部的規章是由成員共同討論訂定,參與討論的過程中確立民主的決策過程,共同作決定並且共同承擔責任。
  4. 社會經濟組織的收益,以及其事業體的盈餘分配,將優先提供給社群成員,或用來強化事業,而不會像一般事業成為資本家個人的積累。
  5. 社會經濟的活動,立基於參與、賦權、個人與集體責任等原則,希望達到強化基礎民主的作用。[1]

有別於資本主義追求利益最大化、強調市場競爭的路線,社會經濟的行為在過程中追求互惠,重視人的價值、社群的經營,以及藉由參與、教育賦權,因此在組織中也特別重視合作與共同治理,以及如何在擴大參與的過程中,創造出能夠互相合作的議題與方案。另外,由於社會經濟將永續性列為目標,希望在生產與勞動的過程中不會對人造成傷害,也避免對生態與環境造成過大的負擔,因此對於「發展」的想像是和在地連結、鑲嵌在一起的。


圖:周睦怡博士為大家解說蒙特婁社會經濟體系的發展。

以加拿大魁北克省的經驗為例,魁北克省府1996年舉辦「就業與經濟高峰會」,期間便提出社會經濟的行動方案、貢獻與倡議。峰會結束後,政府設立社會經濟辦公室,從事相關的研究與推廣工作;1999年工作小組從政府機關脫離,繼續以NGO的方式獨立運作,為社會經濟相關的組織團體搭建起溝通與討論的平台,共同構思並發展進一步的合作。

魁北克對於社會經濟的詮釋是:它針對社會問題加以回應,並且促進社會的團結;因此社會經濟具有策略性質,希望能重新塑造發展模式、轉化經濟與社會的關係,藉此強化社會網絡。所以魁北克也發展出健全的社會經濟支持背景,包括進行相關學術研究、提供教育訓練、小額信用借貸,以及配套的法律,政府也提供統計資料,讓大家正視社會經濟所能提供的服務與功能。短短幾年之內,魁北克便成立超過7800個社會經濟事業體,其中包含合作社、互助組織、NPO……等各種不同的形式。

在魁北克的社會經濟模式中,社會創新方案通常先進行小規模的嘗試,找到可運作的模式後,再由相關團體提出倡議,推動政策的制定或修改,讓法規制度能跟上創新的腳步;在過程裡,社區發展法人(CDEC)扮演至關重要的輔助功能,以中介組織的角色介入,協助催生社會經濟組織與其事業體,並提供相關諮詢服務、培訓與技術支援,進而呼應社區的需求,規劃出相應的就業機會,創造培養團結經濟的園地,也達到合作互惠的目標。


圖:魁北克社會經濟體系的架構。(圖片來源:Marie J. Bouchard教授於「大學與社區:伙伴關係的新典範研討會」主題演講簡報)

隨後,臺大的黃書緯老師也依據自己曾經參與相關計畫的經驗,提出對於社區工作的觀察和反思:強調大學與社區合作的計畫,大多希望能藉由執行過程,將大學、地方政府、社區組織這三種不同的單位串接起來,但是課程與學生進入社區需要經過良好的設計。換個角度來說,大學與社區之間未必都能夠順利橋接合作,甚至於在許多面向上還有利害關係的衝突。

比如說,隨著校方在校務規劃上的進程,往往會需要增建校園空間,加上近年來大學常選擇與民間廠商合作,規劃以BOT的方式興建校舍、委外經營,社區民眾可能會不願見到街區面貌因此改變,或是因為校方的館舍侷限了社區原本可以共享的公共空間,而出現反對的聲浪,如臺灣大學、紐約大學、劍橋大學、新堡(Newcastle)大學等等都曾經發生過類似的爭議。

當然也不乏大學與社區有理想互動的例子。像是東京大學在千葉縣的柏市(Kashiwa shi)興建學生宿舍時,配合當地的都市更新案,規劃將宿舍的一樓作為社區居民的活動中心,同時安排東大在此成立living lab,讓東大所發想的創意方案在此實現,並蒐集居民們的心得與建議。柏市也和東京大學、千葉大學共同發展「柏之葉校園城」的構想,希望藉由資訊科技管理打造環境型都市,並透過與民間合作的創新模式,成為國際學術研究都市。大學遂化身為政府、企業、民間組織的溝通與整合平台,匯聚各方的意見,成為主導地方發展的力量之一。

當大學打著「和地方合作」的旗幟進入社區之前,可能對於「社區」有著既定的想像。然而真實地踏入場域之後,如何找到合作對象?社區組織在哪裡?哪些個人或團體的意見可以真正代表社區?……紛至沓來的各種疑問,加上計畫本身的執行壓力,可能會讓學校團隊墮入迷霧而不自知;而社區面對不同的學校或團隊,若要一一呼應對方預設的想像與議題,長久累積下來必定會感到疲憊。加上大學、社區、政府機關各自有不同需求,溝通方式與工作節奏也未必一致,這些都需要時間心力來磨合與協調。

如何建立一個良好的機制,讓來自不同單位的行動者能夠溝通無礙並順利合作?溫哥華的CityStudio或許是個值得參考的例子。CityStudio是和六所大學、學院合作,每年將社區的需求議題開列出來,讓學校的老師設計相關課程;在付諸執行的過程中,CityStudio也會協助媒合與溝通。藉此讓市政府、大學師生、社區民眾三方能夠聚集,在透過對話與設計的方式,找尋出創新的行動方案。

大學、政府、場域之間如果希望建立穩固長遠的合作關係,勢必要建立一個資訊流通的網絡,讓相關人士能夠獲取各種資訊,以免虛耗時程或重複相同的工作,也開放讓有心加入的行動者一起參與,如此方案才能持續不斷地前進。另外要小心的是,在場域或社群之中,固定會支持行動方案的可能總是同一群人,這時便要注意其承載的工作,並適時導入不同的參與者,避免造成過度負荷。


圖:黃書緯老師以自身參與大學與社區合作計畫的經驗,提醒執行過程中需要注意的重點。


[1] Bouchard, Marie. J. 2013. “Introduction: The Social Economy in Quebec: A Laboratory of Social Innovation.” In Innovation and the Social Economy: The Quebec Experience, ed. Marie J. Bouchard.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pp. 3- 24.

【延伸閱讀】

合作互惠與民主共治:蒙特婁街區的社會經濟(下)

共享經濟基地  把居民「拌」在一起

周睦怡、陳東升,〈從他山之石思考臺灣社會經濟制度設計與未來展望〉,《國土與公共治理季刊》,第六卷第一期,頁46-53。

陳方隅,〈論社會經濟的需要性以及合作經濟可行性〉,《合作經濟》,第115期,頁36-47。

打造社區合作網絡:魁北克團結經濟合作社見聞錄

團結經濟救小鎮:加拿大Saint Camille的社會經濟組織(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