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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計畫到實踐：行動軌跡與研究現場／工作坊側記

本月十一日，總辦以「從計畫到實踐：行動軌跡與研究現場」為題，舉行共同培力工作坊，由參與本計畫甚久、現職是臺灣海洋大學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的周睦怡老師，以及原本擔任暨南國際大學「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研究助理的黃資媛來主講；談談如何在學術理想和地方現實之間推動工作，分享他們遇過的困境與調適策略。

周睦怡老師的專業是政治學，他提到，在德國攻讀博士時，受當地學術傳統影響，接觸大量哲學與社會學，論文主題也與公民社會相關。這個經歷使他感覺，台灣偏向美式、以政府治理為核心的政治學領域不太適合自己。2014年三一八運動帶來風起雲湧的氣氛，整個社會轉瞬間似乎就要掀起重大變革；當時周睦怡老師正在台灣進行田野調查，這種緊張感也攫著他。那時候，他在立法院前認識到舉行公民審議的團隊，間接和「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產生連結。於是，他在隔年正式成為計畫的一員。

那時計畫剛起步不久，團隊們對社會實踐的定義仍在探索中。周睦怡老師是總辦公室的博士後研究員，負責到各地方瞭解團隊的狀況，並透過提問來探索議題。雖然計劃強調和地方建立夥伴關係，實際會遇到不少挑戰，好比說，學校有寒暑假和學期之分，和在地社群的時間節奏就可能不同。此外，計畫要求成員長期待在場域蹲點，目的不僅是跟隨地方步調，更是為了融入在地生活，以理解地方的語境與脈絡。

跨領域合作和溝通

每個人都帶著各自經驗投入計畫，自然有不一樣的觀點。如果意見不一致或者產生衝突，不論是團隊或成員之間，彼此都需要決定是否繼續經營關係，琢磨如何修復信任。周睦怡老師提供兩個溝通心法：計畫中每個人都扮演著「轉譯」的角色，意思是說，要去理解不一樣的想法與期待。面對大量龐雜的資訊時，如何篩選與傳遞至關重要。轉譯的目標是找到一個各方都無法拒絕的方案。重新框設（Reframing）則是指，與多方接觸時，順應資訊的新增與統合，持續調整認知框架，最終能看到更完整的面貌，帶來新的視角與行動。

另一位講者黃姿媛同樣分享到對待和溝通的課題。不同成員的權責和薪資可能有區別，過去他擔任助理時難免感到不平衡，後來這個困境卻轉化成他提升自我的動力；透過在職進修學位，並改變職稱，從助理改為專案經理等方式，有效轉化了刻板印象，提升話語權與自我價值。他也漸漸意識到，權力與責任是相對的，成員若想爭取權力，需承擔更多責任，好比主動參與計畫書撰寫或學術產出。黃姿媛談到，理想的團隊當中，成員間應該是互補長短的夥伴關係，而不是階級分明的上下級。計畫主持人、博士後與助理都有其獨特貢獻，大家要多多換位思考，互相關照。好比說，在後方提供行政支援的同事，可能離第一線較遠，其實默默讓流程得以順利進行。

周睦怡老師說，這個計畫相對具備組織扁平化與看重實踐的特性，事實上這正提供了「民主練習」的機會。他鼓勵團隊公開討論共同困境，舉凡書寫論述的產出如何掛名等。勇敢提出問題的時候，也要提出替代方案，以便就事論事進行討論。有時候個人的困境，可能與其他成員的遭遇互通，若能將這些困難化為團隊「共學」的課題，反而有益無害。黃姿媛提醒到，說真話需要智慧，應考量身份、話語重量與後果，說出來的目標是解決問題而非造成傷害。這些課題最終也仰賴參與者自身的拿捏，若能建立工作和生活的界線，可以避免熱情耗盡；必須釐清行動是出於個人興趣還是團隊目標。聽起來，要維持心態平衡不容易。周睦怡老師建議，在密集相處的實踐型計畫中，情緒消化很重要，樂觀看待一切，從不開心的事情中學習，尋找正面意義。

圖：工作坊當天按英文字母抽籤分組。各組依照人文H、創新I、社會S、實踐P四個字為題，延伸發揮想像，與小組成員共同完成的作品。

大學的角色與定位

黃姿媛指出，計畫的核心理念應是「授人以漁」，賦權給在地居民，讓他們能自我增強能力，實現永續經營，而非直接代勞。周睦怡老師反思，大學團隊需要進一步探索，如何和在地深耕已久的團體做出區別，發揮不同作用？行動前必須瞭解既有組織的做法與侷限。有時候，亮點就會在「前行爬梳」後浮現；某些艱困議題，對於一般組織或在地居民來說，是他們為了生存而無法關照到的。大學的角色便在於，探索議題的困難之處，降低未來參與者的門檻。

有些題目未被看見。有些人的需求也往往未被注意。團隊可能會發現，為什麼總是無法觸及某一群人的聲音。周睦怡老師觀察到，社會機制大多為特定群體設計，在推動公共討論時，必須留意，是否忽略某些群體的聲音。不論他們是無法參與、不想參與或不知道如何參與，背後都有值得深究的原因。計畫團隊應努力找到這些被排除的群體，發掘公共社群的異質性。過去清華大學就曾經接觸到因為育兒、較少投入社區事務的地方媽媽們。

如何讓決策過程更民主，讓長期在地生活者的聲音能被聽見與納入？周睦怡老師舉他遇過的案例：在地居民希望大學協助發展經濟，於是他們辦團結經濟相關的讀書會共學，想要推動經濟民主化，取代人們熟知的資本主義式經營。簡單來說，就是讓每一個經濟體的成員都是老闆，都有權發言，盡量以共識來取得決策，雖然溝通成本高，卻讓更多人得以參與。另一方面來說，有些構想似乎理論上可行，但是否可以落地執行，那就不一定了；團隊必須隨時體察現實的需求和反應。理念如何在現實環境中維持永續？計畫成員或大學團隊離開，方案還能夠持續進行，這才是值得追求的。東華大學與花蓮卓溪部落族人合作促成的「一串小米工作室」，便是很好的案例。

書寫的挑戰與意義

兩位講者都鼓勵大家書寫。黃姿媛認為，將實踐經驗寫下來，投稿到電子報和期刊，可以把工作成果轉化為積累，讓自己的貢獻更有機會被看見。周睦怡老師則提到，計畫辦公室有一段時間要求成員撰寫觀察報告，沒有到現場的同事能藉此同步資訊；這也是經驗的傳承與紀錄。更重要的是，質性研究的書寫涉及倫理考量；該怎麼寫、寫與不寫之間的取捨、寫之前是否應和共事夥伴商量，這些都是投入書寫之後可能面臨的問題。動筆寫出來，會促進更細緻的思考和對話。

最後周睦怡老師強調，人社實踐計畫是播下種子，每一個參與者都有長遠的發展潛力。他開玩笑說，大家單飛後都可以更好。他鼓勵夥伴們，利用計畫既有資源發展成獨立的提案，教育部青年署和許多單位有豐富資源可以申請。每一個實踐也都是難以忽視的種子，如同黃姿媛分享到的，實驗性方案就算在當地失敗，其經驗與雛形也可能啟發其他地區，在別處開花結果。所有努力過的行動都會留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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