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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故事的人──以多元敘事力作為一種社會實踐的方式(上)

作者 / 高禎臨(東海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哲學家班雅明( Walter Benjamin, 1892-1940)在〈說故事的人〉這篇文章裡提到,「說故事」是一種人類相互交換經驗的能力。故事中總帶有某種指點功能的知識與智慧,指導著人們如何過活;聽故事與說故事,正是一個世代相傳編織意義的活動。[1]

班雅明文中以定居的農民、周遊各地的水手與商人作為「說故事人」的典型;世代相傳的傳說透過農夫之口流傳給後代子孫,一代一代的人因此從中學習與土地相處的智慧,並在反覆講述中增補了自我的生命經驗於其中。而來自大海另一邊的水手,則是道出了終生居於一地的農人所未曾到過的國度與未曾體驗的經歷。

在那樣的一個時代裡,「口述」為傳遞故事最常見也合適的一種形式。然而,班雅明卻也認為隨著古典時代的消逝,說故事的人早已逐漸喪失,因為世界變化得太快,使得「經驗」不再有價值。當大環境與人們生活型態劇烈改變,取而代之的是資本主義日漸興起,消息傳播技術應運而生;城市化、現代工業化的全球趨勢讓在地生活不再受到注意,悠閑散漫的生活經驗被剝奪,人不再給予故事累積的空間,也無意去發掘故事,傳承故事。

距離班雅明這篇文章的發表時間的今日已經將近一世紀,重新檢視這樣的論點,我們依舊擁有同樣的疑問:當代社會是否更是一個不需要故事的時代了?

「故事」在當代的可能意義與豐富形式

故事在這個時代,或許不單純作為一種交換經驗與傳遞訊息的重要角色;但卻可能衍生出比訊息更提昇一層的情感交流意義。在各式資訊有更豐富便捷的傳播媒介的此刻,人們不再基於一種實用需求而說故事、聽故事與交換故事,但故事可能作為一種深度理解自身/他者/世界的憑藉。無論什麼時代、什麼年紀的人,依舊都可能被動人的故事給吸引。

有別於中世紀仰賴口傳形式作為傳遞故事的媒介,當代社會不僅在為什麼說/聽故事的理由上出現了變化,也在故事的表現形式上發生改變。或許我們必須擴大對於「故事」表達形式的想像:口述、文字、影像,甚至是圖文搭配、戲劇展演,進而再從這種基礎延展出更細緻的差異(如不同文類、影像形式)。但這些載體莫不共同指向一件事情:以「故事」作為一切對話的起點,進一步開展出不同的敘事技巧與表達形式,最終的目的,皆在促成人們與他者之間彼此的相互理解以及情感交流。


圖:採訪過程裡,在地店家提供給我們的不只是一種城市記憶與生命故事,亦包括漸為當代人所忽略淡忘的生活知識;例如青草的功效,不同蔘藥的用途。圖為「漢強百草店」的老闆娘在其店裡受訪的過程。

以故事作為一種相互理解的方式

東海大學在加入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後,其中一個工作脈絡正是以故事報導與劇場演出等形式,作為理解、轉譯與傳遞在地文化與生活記憶的媒介,進而讓各式對話與交流能藉以開展。基於這樣的行動目的,田野採訪就成為一種計畫初期極為重要的工作內容,也在三年多來持續累積了二十幾次的採訪。在地的店家與居民擁有著在此地長久的生活經驗,在口述其所見證的中區歷史與庶民記憶時,那個當下,他們正是那一群我們所欲拜訪的「說故事人」。

這一群生活在舊城的說故事人,並非是因為具備高深的知識而成為我們學習的對象,然其擁有的對於地方的深厚熟悉程度,甚至也包括遊走各地之後最後選擇在此定居、因而能提出城市比較與世代差異觀察的移居者,皆能帶給我們如同農民也如同水手一般的定居與旅居心得。這些中城人鮮明而豐富的生活體驗,遂也成為我們在認識場域時亟欲求教的對象。

此刻的我們,除了是一個聽故事人,也在這過程裡試著扮演一個「轉譯者」[2]:將口述故事轉化為其他不同載體,藉著這些故事的傳播而讓群眾透過不同管道有進一步深入認識中區的機會。所謂的中區故事,不僅是一個地域性的劃分,同時也包含了一種時間的概念;其所見證與經歷的漫長歲月,亦可視為是一個台灣近代城市歷史的縮影。

呼應計畫、場域與行動者需求的實踐策略

人社計畫的其中一項核心內涵在於大學的社會責任,期望大學將既有的知識帶出學院的圍牆,以在地深耕的方式建立與地方的合作關係,進而挖掘場域各種可能的能量。但人社計畫與USR又有一個極大的差異處在於:USR計畫許多時候以課程作為主要實踐方式,人社計畫則提醒各校團隊「行動不必然/不合適完全與課程結合」。其理由在於,以課程為執行計畫的基礎,可能牽涉到的問題是:隨著學期的結束、修課人員的替換,許多行動方案在寒暑假不僅難以延續,許多的理念也因為侷限於十八週的修課長度難以深化;每一新的學年度都可能面臨一群全新的學生而有必要重新介紹計畫、重新開啟行動。

然而從計畫的角度而言,大學端走入地方與在地進行連結與互動自然不應只侷限於教師的行動;學生們如果能在就學期間充分熟悉大學所在之處的地方特色,四年的時間是足以建構出「第二家鄉」的情感認同,或有甚者在畢業後衍生出「留鄉」的意圖,這自然亦是一種促成青年投入地方事務的契機。而如何設計出相對應的行動內涵啟發大學生理解與參與地方事務,而非以規範性的制度讓這件事變成一種義務,而消磨了可能的主動性與熱情,成為我們在思考怎麼帶著大學生進入場域時最關鍵的考量。

其次,每個大學都有其特殊的風格與屬性,因此無論是課程或行動的安排,都必須因應學校的既有特色而設計合適的內涵,以避免學習內涵淪為「服務於計畫而存在」。因此「從學生與學習的立場思考參與社會的理由與合適方式」以及「從地方的角度設計出合乎在地需求的行動策略」,二者一併成為計畫初期必須嚴肅考量的重點。

從場域的特色來進行分析,由於臺中中區是一個具有相當歷史文化脈絡的舊城,學校團隊進駐該場域的主要目的,也以創造舊城再生的可能性作為行動主軸之一。依照這個計畫方向,我們也進一步地將創造流動(城裡/城外、城內的不同族群)以及重新論述舊城生活所擁有的美學內涵,作為一種召喚記憶以及建立認同感的方式。

從計畫初衷、場域特色與學校與地方可以建立的合作模式幾個面向進行整體考量之後,團隊裡的「故事組」採取了以社團的方式經營故事採集團隊,並向校內徵求對於採訪報導與書寫有興趣的學生,一起參與這個城市踏查與故事蒐集行動。期能打破課程的框架與學期的限制,讓學生有更長足的時間浸淫在場域並進而熟悉報導與書寫的行動模式。


圖:東海大學人社計畫故事組團隊以社團模式號召對於田野採訪與報導書寫有興趣的學生加入,以期建立長期投入行動的參與方式。

翻出學院的圍牆,走進真實的生活場域

東海大學向來擁有悠長與蓬勃的文字創作傳統,多年來也養成相當可觀的作家群;從這個角度而言,將校內具有書寫能力的學生直接帶進場域看似是一條極為流暢的轉化路徑。但事實上學院派的書寫訓練引導學生進行的書寫多半指向「純文學」創作,並以虛構式的小說、抒情式的散文或詩歌為主要創作體裁;帶有紀實性質並且必須以實地踏查與採訪作為書寫基礎的報導文學或非虛構寫作,並非學生所嫻熟的創作模式。

因此藉此行動的設計,我們同時也有另一個對於學生的期待:讓學生自身的書寫進一步拓展到不同的創作層面。無論臺中是否為自己的出生地,在此地就學的數年當中,若能因為對於當地生活有更深層的認識,是極有可能對這個求學之地產生出日益深厚的情感。其次,與真實生活場域的連結,亦是我們帶領學生走進計畫場域的目的之一。文學創作除了可以作為自我表述的載體,寫作的人或許還可以思考另一層的創作意義:為他者代言。透過他們的文字刻畫出一個真實的台灣當下的樣貌,也包括生活於此刻、此處的不同生命個體的生活與情感。

無論以什麼樣的形式來進行「說故事」這件事,故事/敘事所能創造的感染力,皆是訴諸在讀者/接受者的情感層面之上。以這樣的初衷作為起點,東海人社故事組師生團隊也以「聽故事人」和「說故事人」的雙重位置定位自己的行動身份;面對當今無論是傳播媒介或載體皆繁花盛開的年代,工作團隊也選擇了嘗試以多種不同敘事方式建立交流與傳播的管道。(待續)


圖:採訪報導團隊的自我定位:既是「聽故事的人」也是「說故事的人」,在「地方」與「地方之外」兩種場域與身份之間扮演「轉譯者」的身份。圖為團隊採訪在地擁有將近七十年歷史的「永生蔘藥行」,與第二代李媽媽、第三代李先生合影。


[1]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說故事的人》(臺北:台灣攝影出版社,1998年)。

[2]  林心乙,2021,〈共創如何可能?「轉譯者」於大學與在地社群間扮演的關鍵角色〉。論文發表於「第三屆新實踐暨臺日大學地方連結與社會實踐聯盟國際研討會」,臺北: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辦公室,2021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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